杭 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教授、山西大学副校长）
首先，祝贺商丘殷商文化研究会的成立。下面我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考古学是一个基础。我们虽然要重视文献，要重视传说，这些不是无源之水。但是呢，你要真正把一个东西做实，还是要靠考古工作。我认为，商丘考古工作可能会有后发优势。张光直先生他们当时做的工作， 实际上从学者的责任心、水平来看，都是没有问题的，时间也不算短。但是呢，受当时的一些客观条件限制，考查研究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一些先进技术手段，包括考古的一些新方法，可以继续在这里试。我有一个同学在深圳工作，发掘贝丘遗址时，他那里堆积跟我们这里不一样， 一挖开它就有很多东西往下掉。为此，他们便想了一种考古学发掘的方法，后来拿了全国考古学十大考古精品奖。也就是说十大考古发现也不仅仅是挖到民间意义上说的那个“宝物”才是考古发现，考古学方法的探讨也非常重要。王良田他们当时发掘大运河的时候很辛苦，抽水机不断地抽，那么，像这种地区怎么样去土中凿土，怎么去获得更多的信息，这都是需要我们有科学意识的。所以我觉着我们有后发的优势。
第二，要重视多学科的合作。今天的我们和传统的考古学方法不太一样，不是说我们布了一个探方，发掘下去，如果找到了一个夯土城，再找到一个宫殿，我们就觉着非常重要了，这在现在来看已经不够了。像商丘之所以有这方面重要意义，是和它的古代的环境、古代的交通、古代的地理地形和各种景观地貌的科学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古今的差别其实是很大的，一定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只有弄清楚我们商丘为什么能够被古人类重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掉。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商丘的重要性才能够凸显，而不是仅仅找到一座夯土城墙，找到一些青铜器就觉得解决问题了。这样一来，就需要多学科的合作。考古学现在发展非常快，现在各个学科都在转型，考古学的转型尤其大。我们商丘的后发优势一定要跟得上这些学科的变化。
第三，学术视野要开阔。我在山西工作就感觉到比较着急的问题首先是理念的问题。理念如果不好，你不开放，就做不好工作。我就举河南的例子，当年田凯刚当上博物院院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全国文博界存在一个问题—固步自封，东西拿了以后不让人看。我工作的上海博物院也是这样， 甚至这个部门的人不能看另外一个部门的东西，都到这种程度。目前还有很多地方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后发优势要想做得好我们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欢迎全国、全世界各地的学者来看。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一定不要保守。
第四，要培养人才。我们不能光靠外边的，自己要培养一支队伍，我非常高兴地听到商丘市拿出 20 余个编制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情况下，各地的考古文博工作基础可以说是塌方，在都减弱的情况下我们商丘在加强，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我希望能够按李伯谦老师说的尽快做一个学科规划，按步骤去稳妥地实施。要有一个好的专业队伍，为什么要强调专业呢？编配几十个人，过两年一看，没两个专业人员，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是有的，在全国更多。去年有一个帖子非常火，县级博物馆 40 个人，没有一个专业人员，这样你要这些编制能解决问题吗？所以工作一定要落在实处。
第五，要做好传承发展工作。《史记·货殖列传》说我们这一带有“先王遗风，厚重多君子”，这是历史形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传承好。如果我们有了重要的考古发现， 还要争取有社会效益，所以这个工作并不好做。从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文化遗产“活化”，但我觉得这个命题我们并没有做好。现在很多“活化”是表面的活化，是办一些活动， 看着好像很热闹，但不够实在，包括文化产业，究竟有多大的贡献率？我们山西很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山西的资源在转型。这个工作特别困难，但不是不能做，你去看看英国的文化产业他是怎么做的。现在我觉着我们很多宣传都是“烟花”。所以，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特别高兴我们这个研究会的成立， 特别希望它能够把后发优势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