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商文化来自商丘的诉说
王良田
这里讲的“先商”是指从舜封契于商起，到商汤灭夏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止的商部落
（方国）时期，这一时期商为夏王朝的东部方国。“先商文化”也即是指商部族在这个时期创造的文化。先商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及对夏文化的探索，对先商文化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代表性论文有： 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邹衡《试论夏文化》、张立东《先商文化的探索历程》、李维明《先商文化渊源与播化》等等。因为它所处的时代是在商王朝建立之前的时期，所以史学考古学界称之为先商时期。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 有娀（song）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 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从上述的记载可以看出，契母简狄是在行浴时吞了从天而降的玄鸟蛋而怀孕，生了契。这个神话故事说明了商部落是玄鸟的后代，增加了商远祖的神秘色彩。在各民族的起源中，利用神话传述本部族的早期历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神话中往往包含着真实的历史。“玄鸟”是商部族的“图腾”。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 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与某种动物具有亲缘关系，于是，图腾信仰便与祖先崇拜发生了关系。在许多图腾神话中，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因此，图腾崇拜与其说是对动、植物的崇拜，还不如说是对祖先的崇拜，这样更准确些。图腾是记载神的灵魂的载体，是古代原始部落迷信某种自然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等，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象征。原始民族对大自然的崇拜是图腾产生的基础。运用图腾解释神话、古典记载及民俗民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图腾崇拜，比如中国人的图腾一般为龙或凤，俄罗斯则是熊图腾的崇拜。
商的始祖契（音 xie）在夏王朝建立前的大禹时期就与夏有着密切的关系，契因“佐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为夏王朝的司徒。“司徒”是什么官职呢？从史书记载看，它是当时管教化的官，所以“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司徒”这个官职始置于唐虞之际，传到周代，被列为尊贵的六卿之一， 掌理邦教。汉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并列为“三公”，清代时， 俗称户部尚书为大司徒。可见它的职责与现在的民政部、文化部差不多。契因“佐禹治水”有功，被封到商地，这个商地就是今天的商丘。在甲骨文中有“商”“丘商”等地名，据甲骨学家考证，这就是指今天的商丘。
先商时期从契至成汤历经十四世商先公。根据《史记》等史书记载，结合甲骨文考证，商先公的世系为：契—昭明—相土— 昌若—曹圉—冥—王亥（振）—上甲（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示壬（主壬）— 示癸（主癸）—天乙（成汤）。
史书关于商先公事迹的记载不多，对历史影响比较大的有契、相土、冥、王亥。契是商族的始祖，是第一位商先公，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这个“封”与我国后世的封国是不同的，封于商，只说明夏认可商部族在商地聚族而居，从此商地也就成为了商族的居住地，商部族在此繁衍生息。随着部族势力的不断壮大，至十四世先公汤时， 一举灭掉夏王朝，建立商朝。
相土是第三位先公，是商先公中一位带领部族发展壮大、开疆拓土的重要人物。据《竹书纪年》记载：“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相土时，商部落的畜牧业已相当发达，畜牧业的发达为商人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并开始使用奴隶奠定了基础。相土作乘马，就是驯养马作为运载工具，还发明了马车，《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相土当部落首领时，乘夏王太康失国对东方无力控制之机，迅速扩展了自己的势力，开始向东方发展。相土以今商丘一带为中心，把势力伸张到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并抵达渤海一带，带动了先进的畜牧业向外的传播。
冥是第六位商先公，曹圉之子，王亥的父亲，他是一位在治水方面功绩卓著的商先公。《国语·鲁语上》说“冥勤其官而水死”；今本《竹书纪年》上说“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王亥，又名振，冥之子，是第七位商先
公。甲骨卜辞中称之为“高且（祖）亥”“王亥”“高且（祖）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也作“王亥”，《竹书纪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楚辞·天问》作“该” 或“眩”。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考》一文中说：“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则亥乃其正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世本》“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说是王亥驯服牛，并作为役使拉车的工具。王亥在商朝人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神威。商朝人有时甚至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人们在祈祷风调雨顺时，也往往祭祀王亥，希望得到王亥的保佑。在商先公中，只有亥称王。在商人的心目中有着王者风范、王者之尊的地位。王亥的亥字从亥从鸟。这一方面说明了早期商人以鸟为图腾的遗迹，另一方面也说明王亥在后代心目中达到了图腾的地位。
甲骨文记载，商人祭祀王亥用牛是比较多的，牛是太牢，祭祀王亥每一次用牛数量不等，少则几头、十几头，多则几十头，甚至几百头，这在当时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见王亥在商朝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崇高。王亥之所以能受到商朝人隆重的纪念，主要原因是在他为部落首领期间，发明了牛车，驯养了牛及其他家畜，商族畜牧业得到前所没有的大发展， 使商部落有了剩余产品，为原始的商品交易奠定了基础。王亥带领商部落的剩余产品到外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活动，从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商人，交易的物品就是商品， 从事的这个行业就被后人称为商业，这就是我国商人、商品、商业的由来。
商作为夏王朝东部方国，其部族主要活动区域大致在今豫东、豫北、鲁西南和冀南一带。史书记载，从始祖契到商汤建国前共有八次迁都。张衡《西京赋》：“殷人屡迁， 前八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尚书·序》：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史记·殷本纪》：“自契至成汤八迁。” 先秦战国书籍所记汤以前商王邑所在主
要有以下几个地方：1. 商。《史记·殷本纪》载“殷契……封于商”；2. 蕃。《世本》云
“契居蕃”；3. 砥石。《世本》云“昭明居砥石”；4. 商丘。《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所都；5. 相土之东都。《左传·定公四年》“取于相土之东都”6. 亳。《孟子·滕文公下》“汤居亳”；7. 鄴（邺音 ye）。《路史》以为上甲（上甲微）居。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 12《说契至成汤八迁》：“契本帝喾之子，本居亳，今居于蕃是一迁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由蕃迁于砥石，是二迁也；《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迁于商。是昭明又由砥石迁于商。”是三迁也……疑昭明迁商后，相土又东迁泰山下，后复归商丘，是四迁、五迁也；今本《竹书纪年》云： 帝芬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是六迁也；又孔甲九年，殷侯复归商丘，是七迁；成汤居亳， 从先王居，是为八迁。从王国维所列八迁路线图可以看出，这八次迁徙是围绕着商旧都“商”而进行的，特别是前 3 位先公迁出又迁回，占了八次中的五次，这也说明了商在最早的 3 位先公时期都城迁徙更频繁，之后逐步趋向稳定的现象。
《史纪·宋微子世家》载：“武王崩， 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乃命微子开
﹙避汉景帝刘启讳，改“启”为“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 国于宋。”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亳”为商部族的族居地，“国于宋”“奉其先祀” 说明“宋地”是“商部族”的宗庙所在地， 否则不可能是在“宋地”，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奉其先祀”。已故美籍华人张光直教授在《中国青铜时代·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一文中讲：“从微子封在商以续殷祀这一点来看，说商人先祖宗庙一直在商丘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董作宾根据甲骨文中帝辛十年到十一年征人方途中记下来的卜辞，判定了商与亳这两个重要城市的位置后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商者，实即…… 大邑商……亦即今之商丘，概其地为殷人之古都，先王之宗庙在焉，故于征人方之始， 先至于商而行告庙之礼也。’”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八章“方国地理”：“卜辞有亳社和亳。地名之亳仅数见于乙辛征人方卜辞中：癸丑王卜贞旬亾祸， 才十月又一，王正人方，才亳……征人方是自北往南行，亳在商之南，而商即商丘，则亳之地望可以推知……根据征人方的路程， 卜辞之亳应在古商丘之南，可能在今谷熟集的西南方，地名高辛集或与汤从先王居之传说有关。宋州、宋城县、睢阳县皆在今商丘县。但此城屡因水患迁移，根据县志，自宋开宝四年至清康熙四十年（971—1699）河决大水凡十七次。古之商丘或在今城之北。根据睢水注南亳当在睢水之南而睢阳在睢水之北，南亳在睢阳之西南。今之勒马集和高辛集在今商丘县西南洪河西岸，南亳故址当在此附近求之。”这也佐证了帝喾都亳在商丘。
前文说过“先商文化”这个概念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来的，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之久。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新发现文物的出土和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考古工作者把考古发现遗存年代与先商文化年代相对应的遗址、遗迹、遗物等文化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对先商时期的文化遗存进行梳理， 大致理出了先商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文化类型、遗存特征等等问题。在对先商文化遗存的研究上，已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邹衡教授的研究有开山之功。
20 世纪60 年代提出“先商文化”说以来， 在河南郑州、豫北冀南所做考古工作较多， 考古发现了大量被邹衡教授所划分三个类型的、年代与先商时期大致相对应的文化遗存， 这也是直到目前考古和历史学界对先商文化的主流认识。对于大量史书记载的豫东商丘是我国商文化的起源地的问题研究的还不够深入，我们认为主要问题是缺乏先商时期的文物出土，邹衡教授认为商丘不是先商文化的分布区域，主要根据是商丘没有先商时期的文物出土。不过学术界并没有放弃对鲁西南、豫东地区的商文化探源研究，可以说特别是近 20 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郑州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等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大量考古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学术界对豫东考古学的认识，特别是对商丘是先商文化起源地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观望再到认同的认识过程。
1936 年在发掘安阳殷墟的同时，为寻找殷墟文化的来源，河南古迹研究会李景聃等人即来豫东商丘、永城调查，揭开了豫东考古的序幕。自此开始豫东文物部门配合来豫东调查、发掘的考古单位进行了大量工作。
1976、197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二队在商丘进行第一次全区范围内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
1977 年发掘永城王油坊遗址、柘城孟庄遗址、睢阳区坞墙遗址等，1978 年发掘了民权周龙岗遗址，这些遗址中均发现有与先商文化年代相对应的文化遗存。
在睢阳区坞墙遗址考古发掘第四层属于二里头一期文化，二里头一期是夏代早期文化，“将二里头文化的发展、影响与夏王朝早期历史结合起来看，二里头一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这就在商丘找到了夏时期的文化遗存。
除此之外，相当于先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商丘地区考古发现的还有龙山文化晚期、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豫东地区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最丰富，其次是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遗存。目前在商丘地区考古发现包含有岳石文化遗存的遗址有：夏邑清凉山、三里堌堆、马头，柘城李庄、旧北门、王马寺、大毛。民权牛牧岗、李岗、吴岗，睢阳区坞墙，梁园区平台寺，永城明阳寺、造律台， 虞城杜集。
“ 豫东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主要特征与山东菏泽安丘堌堆、泗水尹家城等遗址发现的典型岳石文化基本特征相同， 如陶器以加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 次为泥质黑陶。加砂陶烧制火候低，有的火候不纯， 或呈灰褐色，或呈红褐色。泥质黑陶均为黑皮陶，表皮呈黑色，内胎则多为灰色或褐色。陶胎一般比较厚重。在制法上，加砂陶一般手制，有的用泥条盘筑法制成， 内外壁皆有用稀泥涂抹的痕迹； 而泥质陶多为轮制，器型较规整。在器表装饰方面， 素面磨光陶比例较大，主要纹饰有凸棱、附加堆纹、划纹、戳印纹、指窝纹、乳钉纹和彩绘等。陶器器形多子母口、平底、三足或圈足器。器类主要有袋足甗、加砂罐、尊形器、菌状纽器盖、浅盘豆、舟形器、圆饼形器等。石器多为磨制，器类主要有斧、锛、刀、凿、铲、镞等，其中半月形双孔石刀和扁平石铲最具代表性。”清凉山遗址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存十分丰富，陶器器类有尊形器、豆、甗、盂、罐、器盖、网坠、盆、纺轮。石器有刀、纺轮。骨器有锥、网坠。蚌器有刀、镰，铜器有镞。
关于豫东岳石文化分期与年代的研究， 学术界做了大量工作，张国硕、赵俊杰在《民权牛牧岗与豫东考古》中列举了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编者张翠莲、郑州大学靳松安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清凉山发掘报告的编写者认为清凉山遗址的岳石文化分为早晚两期，靳松安把清凉山遗址的岳石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并赞同靳松安的分期法。清凉山三期具体划分如下：第一期以Ⅰ式尊形器、Ⅰ 式器盖、Ⅰ式浅盘豆等为代表；第二期以Ⅱ 式尊形器、Ⅱ式器盖、Ⅱ式浅盘豆等为代表； 第三期以Ⅲ式尊形器、Ⅲ式器盖、Ⅲ式浅盘豆等为代表。
关于岳石文化的年代，按照地层关系可以判定其晚于龙山文化，早于二里岗文化第四期。从豫东地区岳石文化遗址的分布和持续时间判断，其年代始于二里头文化晚期， 终止年代早于二里岗文化第四期。关于豫东岳石文化类型的研究也有较大进展，总的来说，多数学者认为豫东地区岳石文化属于东夷文化系统，但又具有地方特点。严文明先生将豫东鲁西南岳石文化划入安丘堌堆类型，张国硕同意严文明先生的意见，但他认为还可以再细分为安丘堌堆、鹿台岗、清凉山三个亚型。王迅把岳石文化分为五个类型， 其中豫东、鲁西南地区称为安丘堌堆类型。从目前学术界多数观点可以看出，普遍认为豫东、鲁西南地区的岳石文化有着共同的地方特点，应将其单独划分为一个地方类型。因为是 1984 年首次发掘安丘堌堆遗址，按照考古学命名原则应该称之为“安丘堌堆” 类型。
下七垣文化遗存在商丘境内发现较少，主要分布在民权、睢县和柘城三个县，民权有：李岗、吴岗、牛牧岗遗址；柘城有史堌堆遗址；睢县有周龙岗遗址。所做考古工作也很有限，出土文物很少，多数是仅限于考古调查采集的陶器或残片，只有在民权牛牧岗遗址 2007 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不少具有下七垣文化特征的陶器残片。2002 年郑州大学考古系师生在民权李岗遗址考古调查采集到下七垣文化的橄榄形罐、陶鬲及鬲足各一件。2008 年考古调查发现陶鬲 2 件及细绳纹陶片；在牛牧岗、周龙岗、史堌堆、吴岗遗址分别发现有陶鬲、大口尊等陶器。关于下七垣文化的分期，研究者较多，
有三期说、四期说、三期四段说。关于豫东地区的下七垣文化的分期问题，专门研究者较少，《杞县发掘报告》把杞县鹿台岗遗址发现的下七垣文化分为早晚两期。商丘地区发现的下七垣文化遗存全部为器物残片，地层单位不清楚，很难进行分期研究。豫东地区的下七垣文化的年代约相当于豫北、冀南下七垣文化的偏晚阶段。
2002 年 11 月 7 日至 12 月 6 日，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为进一步了解商丘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与特征，特别是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在该地区的分布状况， 同时结合学术界久讼不决的“南亳”问题的考察，在陈旭先生的指导下，作为研究生田野考古实习，对商丘地区以往调查或试掘过且面积较大有调查价值的 24 处新石器至夏商时期的遗址进行了重点复查，调查结果表明，24 处遗址中包含先商文化遗存 5 处。先商文化遗物采集自民权县李岗、吴岗、牛牧岗，睢县周龙岗，柘城史堌堆。这些遗址均为商丘西部的惠济河流域，采集的陶片数量较少，可辨器形有：橄榄形罐、鬲、大口尊等。商丘境内与先商有关的名人胜迹主要有帝喾陵、商均墓。
寻找商丘先商文化还可以从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入手。很早就有专家提出了商丘龙山文化晚期为先商文化遗存的论断。永城王油坊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丰富，是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它附近的造律台遗址发现同样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存。李伯谦教授在《论造律台类型》一文指出“造律台类型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有虞氏文化”。也有很多人主张造律台类型为先商文化，如北京大学孙飞教授在《论南亳与西亳》一文中指出：“王油坊类型的年代在公元前二千年前，相当于夏初和商先公初期。它的分布地区，也正是商族起源和商先公活动的主要地区。所以我们认为，王油坊类型的遗存，尤其是商的起源地商丘造律台等地所出，就是汤以前‘先王居’的先商文化遗存。”另外还有许顺湛、安金槐、李仰松等等。
20 世纪 90 年代中美联合考古队作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初步建立了商丘汉代以前的文化序列（从早到晚）：仰韶文化（马庄）；龙山文化（山台寺、马庄、潘庙）； 岳石文化（潘庙、山台寺）；殷商殷墟类型文化（山台寺、马庄）；东周时代墓葬（潘庙）；汉代文化层和墓葬（潘庙、马庄）。张长寿、张光直在《豫东考古报告》序文中指出：“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有意外的重要性……有一个祭祀坑，略成圆形，其中埋九头整牛和一个鹿头，有的牛已经肢解。这个牛坑使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与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的关系……殷代先祖与家牛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别的朝代的祖先所没有的， 殷商考古的遗址里常有祭牛的遗迹，牛是太牢，一个祭祀坑里有九头牛，表明祭祀重要与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龙山文化遗址里面这个发现是没有先例的，它或许说明龙山文化的一支，与其他地方的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发展平行，在豫东发展出来以山台寺为代表的一支特殊的晚期龙山或岳石文化， 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从上面种种看来，商丘地区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需要广泛和深入地研究，他们可能就是早商和先商， 也可能是早商和先商的近祖。”
近年来又有学者经过科学论证，得出了
“豫东先商时代的龙山文化晚期、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的结论，本人赞同此观点。贾文彪在其导师河南大学袁俊杰教授指导下，采用“文化因素分析法”“二重证据法”及“纵横比较的方法”对豫东龙山文化晚期、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进行了全面科学研究，在他的论文《豫东先商文化研究》一文摘要中指出：“本文对豫东先商时代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逐一作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后，认为豫东先商时代的龙山文化晚期、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这是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豫东先商文化
（本文作者系商丘博物馆馆长、文博研究员，商丘殷商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