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商文化的起源

刘昭允

商族在先秦是和夏、周族一样古老的氏族，有关记载商族的古代文献汗牛充栋。商之始祖名契， 系帝喾之子。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自皇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故皇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代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史记·殷本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 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 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上述资料明确记载，商始祖契为帝喾高辛氏之子，生活于舜、禹时代，因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而封于商，契部族崇拜的图腾为玄鸟。可见“商”最早是作为以契为首领的部族的名称而出现的。后人又把商部族的最早封地称为商。那么商在何处呢？学术界在此问题上歧义甚多，这主要是因为商部族在漫长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多次迁徙而造成的。文献记载商先公自契至汤凡十四世，历五百年左右， 在人类生存能力很低下的情况下，始终居于一地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史记·殷本纪》说：“自契至汤八迁。”《尚书·序》云：“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尚书·盘庚》孔颖达疏引班固说：“殷人屡迁， 前八后五。”张衡《西京赋》：“殷人屡迁， 前八后五。居相圯耿，不常厥土。”商先公时期八迁的地望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中做过详细考证。八迁的途径是契自商迁蕃，昭明居砥石后迁于商， 相土迁东都后又迁归商，商侯上甲微迁殷， 殷侯复迁归商，汤始居亳。王国维引证的八迁史料，为我们探索商部族早期活动区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从其中不难看出商先公时期虽曾八次迁居，但迁往别处的时间都不太长，最终还是迁回祖居地商。关于商在何处，许多古代典籍均有记载。《左传·昭公元年》载：“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杜预注：“商人，汤先，相土封商丘。”又说：“商丘，宋地。”《春秋释例》载：“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班固《汉书·地理志》：“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也。”《括地志》载：“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水经注·睢水注》云：“睢水又东亳城北，南亳也，即汤所都矣。”《诗经·商颂·玄鸟》孔颖达疏云：“然则殷有三亳，一在梁国， 一在河洛之间。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 王国维在《说商》一文中也说：“《史记·殷本纪》云：契封于商。郑玄、皇甫谧以为上之商，盖非也。古之宋国，实名商丘，丘者墟也。宋之称商丘，犹洹水南之称殷墟，是商在宋地。”今人陈梦家、郭沫若、徐中舒、范文澜等著名历史学家经过考证，均一致认为商部族起源于商丘，商汤第一个都城南亳在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集附近。

除文献记载外， 商丘境内现存的一些文物古迹和古地名也可以证明商族起源于商丘。阏伯台，位于商丘古城西南，现存土台高 10 米，周长 330 米，台上很早即建有阏伯庙。经当地文物部门对土台进行考古勘探证明，此处原为高出周围地面的丘岗，由于黄河多次泛滥淤积，原始丘岗逐渐与周围地面持平，但后人为纪念阏伯，不断把将要湮没的台地堆土加高，一直流传至今。阏伯和契实为一人，为帝喾高辛氏之子，被封于商， 并担任火正之职，在高台上观察火星，以授农时。在商丘以外的地方找不到有关阏伯的传说。谷熟，位于商丘市虞城县南，现称谷熟镇，东汉时曾于此设谷熟县，其地望与古籍记载相符。高辛，位于商丘市睢阳区之南， 谷熟之西南，其西侧有帝喾陵，陵前原立有明代碑刻。《元和郡县志》记载帝喾曾都于此，推测“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之南亳也应在此附近。伊尹墓，位于商丘市虞城县店集乡魏堌堆村北，谷熟之南，现存圆形土丘， 周围遍布高大古柏近 200 棵，墓前有古代碑刻和伊尹祠。伊尹曾任商汤的宰相，辅佐汤灭夏建立商朝。葛伯屯，位于商丘市西宁陵县石桥乡余庄寨村北，因是夏朝葛伯国遗址而得名。《孟子》云：“汤居亳，与葛为邻。”

《元和郡县志》卷七宁陵县云：“故葛城在县北十五里。”商汤伐夏，从征葛开始。《尚书·仲之诰》说：“葛伯仇饷，初征自葛。”

由于言之凿凿的文献记载，长期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商丘寻找商族起源证据的努力始终没有间断。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克服商丘泥沙淤积深厚的困难，采取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物探、分析航片、地磁测量、地质地层学、花粉学等相结合的手段，获得许多成果。目前在商丘境内经过调查确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达

40 余处，确认的商文化遗址有 30 余处。经过文物考古部门正式发掘的古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密集，这在其他地方也是不多见的。这是因为当时商丘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人类居住，在商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化石有鹿、马、牛、犀牛、古黄河象等， 并常伴出大量的河蚌、螺壳。这表明数千年前，商丘一带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河流纵横，沼泽湖泊遍布，丘岗起伏连绵，水草林木茂盛，众多动物出没其中，是人类氏族部落理想的生息繁衍之地。所以商先公时期虽八次迁居，但在别处的时间均不长，最终还是迁归商丘。

商始祖契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因此先商文化必定来源于这一时期的某个考古学文化。原始社会末期商丘地区最丰富、最有影响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又称“造律台类型”）。该类型文化不仅普遍存在于商丘地区，而且在鲁西南、皖西北等地也常见到。造律台类型文化特征包含周围其它多种考古文化如大汶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文化因素，是一支混合型文化，这与商先公多次迁居， 文化特征同样具有多样性和融合性是一致的。因此从多方面考察把造律台类型文化作为商文化的源头确有一定道理。

文献记载商族是最早驯化、畜养牛的氏族。《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世本·作篇》：“核（即王亥，商先公之一）作服牛。”因而商族与牛的密切关系，是别的朝代祖先所没有的， 殷商文化遗址里常见祭牛的遗迹，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墓主为商代高级贵族）出土了多件玉质牛面形佩。1995 年，为寻找先商文化，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美国哈佛大学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发掘了商丘市柘城县山台寺文化遗址，在五间东西相连的房基南侧，发现一个圆形祭祀坑，坑内埋 9 头整牛和 1 个鹿头。“这个牛坑使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与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的关系”。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商族的图腾崇拜是玄鸟。据郭沫若、闻一多等学者考证玄鸟即凤鸟。商丘一带的汉画像刻中凤鸟的图像很多，而且常常刻于墓门外侧，为祥瑞安宁之象征，说明直到汉代豫东一带仍把凤鸟视为神鸟而崇拜。《春秋内事》云：

“夏后氏金行，初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梗，言气相梗也。今人元日以苇插户。螺，则今之门环也。桃梗，今之逃符也。”这段话告诉我们殷人崇拜螺，门扉上刻的圆环象征螺，螺壳遇到惊扰，身躯迅速缩到壳内，并关闭壳口。门上刻螺寓意甚明，“慎其闭塞”，把好门户之安全。由此可见，商丘汉画像石墓门扉上多雕刻凤鸟、铺首衔环不是偶然的，应是殷商遗风延续到汉代的客观反映。

（本文作者系商丘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原党组成员，已故。）

《耕读传家》贾长城（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