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商颂》的史学价值
朱凤祥

《诗经·商颂》是殷商后裔的祭祖乐歌, 它以独特的创作形式,展现了其文本的语言 之美和音乐之美,从而代表了殷商时代文学 语言的最高成就。同时,它作为殷商民族的 史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 因之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一、《商颂》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关于经部书籍的史学价值,清代史学家 章学诚云:“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 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梁启超谓:“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 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 宝者,《诗经》其首也。故其书于文学价值 外尚有一重要价值焉,曰可以为古代史料或 史料尺度。”又说:“有诗时代及有诗以前 之时代,正式之史未出现,而传记、谶纬所 记古事多糅杂不可究诘。《诗经》既未经后 人窜乱,全部字字可信,其文虽非为记事而 作,而偶有所记,吾辈良可据为准鹄。”梁 启超认为,《诗经》所记古事“全部字字可 信”,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诗经》作为 先秦时期可信的典籍,的确具有较高的史料 价值。这一点倒是学界所公认的。 关于《商颂》五篇的题旨,不少学者都 作过论说。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 讲到《商颂》时说:“《玄鸟》《长发》二 篇具有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结合的特点,而 富有商族史诗的因素。”张西堂在《诗经六 论》中认为,除了《玄鸟》与《长发》,《殷 武》篇也可以当作史诗看待。洪湛侯认为: “《商颂》的《玄鸟》《长发》《殷武》…… 既有史诗性质,又杂有较多颂祷的内容,似 乎不能算作纯粹的史诗,不过,它们还具有 较强的史料作用。”高亨认为:《商颂·玄 鸟》“叙述商的始祖契诞生的传说以及成汤 的立国为王,歌颂武丁中兴的功业。是一首 简单的史诗。”陈子展认为:“《玄鸟》一诗当与《生民》一诗同读。不妨同视为商周 时代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自道其先祖开国之 史诗。契为商祖,正与稷为周祖同。禹母吞 薏苡而生禹,筒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姜嫄履 大人迹而生弃。同属无父而生子之神话。” 又说:“合《商颂》五篇读之,可作为殷商 史诗读,则与已读之《小、大雅》多篇关于 周先世开国之诗具有史诗性质者同也。”程 俊英、蒋见元对《玄鸟》篇解读说:“诗中 追叙部分,带有神话传说及史诗性质,和《大 雅·生民》相似,可作史料读。”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分析,《商颂》五 篇中的《玄鸟》《长发》《殷武》三篇,基 本上可以确定为商民族的史诗。其中涉及的 内容大致包括:商族的来源;商先公契、相 土及商王成汤、武丁等人的事迹;汤臣伊尹 的事迹;商族与夏族的关系;商族与氏、羌、 荆楚等部族的关系。我国古代的史诗不发达, 没有出现像古希腊荷马时代的《伊利亚特》 《奥德赛》等鸿篇巨制的英雄史诗。唯其如此, 《诗经》中这些史诗更加值得我们珍视。而 司马迁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描绘出了商民族 的起源并序列出了商先公的世系。《史记·殷 本纪》篇末载:“太史公曰:余以《颂》次 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 那么,司马迁是如何根据《颂》诗编次殷契 之事的呢? 《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 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 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这几句话,以 简练的笔墨勾画了殷商史事——“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的神话,昭示了殷商始祖契受命 于天的神圣地位;接下来写成汤受命征伐天 下,安定四边,以论证商王朝的建立完全是 天帝的意志。又《商颂·长发》云:浚哲维 商,长发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 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 商。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 率履不越,遂视既发。这里进一步明确了殷 商始祖契乃有娀氏之女受上帝之命而生,并 赞美契治理国家政通人和,商国因此由弱变 强、由小国成为大国。 依据上述《玄鸟》和《长发》篇所载,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开篇云:殷契, 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 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 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 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 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 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 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 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 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 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 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如上,司马迁不仅记载了殷商始祖契感 天而生的神话,以及契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 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其子孙汤受天命而 享有天等史迹,而且对殷商先公先王系谱作 了明确的排列。那么,这些材料是否靠得住 呢?这在当时条件下是无法证实的。不过, 这一记载现在业已得到甲骨文的佐证。甲骨 文可谓一部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殷商史诗。 王进锋在《镌刻在甲骨上的史诗:殷商》一 书“导语”中说:“现在,殷商人自己的记 述为人们提供了铁证。正如考古学前辈李济 说的:‘甲骨文的发现提供的新知识与两千 余年前司马迁的记录相比,虽说是对每一个 先公先王的认识,增加了许多,而对司马迁 排的这一朝代先公先王继承的秩序,新材料 只把它加了强有力的证实。’而这‘证实’两字的分量又有多重啊!” 根 据《 史 记· 殷 本 纪》 所 载, 先 商 时期商王祖先的世系为:契——昭明—— 相土——昌若——曹圉——冥——振—— 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 主癸——天乙(成汤)。《殷本纪》所载契 至汤共 14 世,这也与其他传世文献记载相 合。《国语·周语下》云:“玄王勤商,十 有四世而兴。”又《荀子·成相》曰:“契 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 乃有天乙是成汤。”这十四世的先公名号在 甲骨卜辞中均有记载,而且通过两相参照, 互为印证,使得先商世系进一步充实和清晰 起来。 那么,司马迁所列先商世系的可信度到 底如何呢?现代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考索。 江林昌综合各种甲骨卜辞资料,并对先秦文 献中殷商先王之异名进行考释,在《由甲骨 文资料试拟商族先公世系》一文中,拟得商 族先公世系方案如下。 江林昌对这一商先公世系分析说:“这 份据甲骨卜辞所拟定的商人先公世系表,有 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直系的先公世系与《殷 本纪》基本一致。只是在开头部分多出了 ‘岳’与‘河’两系。第二,从冥开始有较 多的旁系先公,表现为明显的‘兄终弟及’ 继承制。照理说,这种现象在‘冥’以前应 该是更盛,只因资料缺乏,我们现在尚无从 考证而已。”“因此,对《殷本纪》所载的 先商先公世系的正确认识应该是,先承认这 份先公世系是可信的,同时,又应该认识到 这份先公世系是不全面的。”对司马迁所列 先公世系不全面的原因,江林昌进一步分析 说:“甲骨文祭祀制度中有‘只祭所自出之 先王,而非所自出之先王则不与’的原则。 据此推测,《殷本纪》所载先商先公世系, 只保留了先商先公的直系世系,而旁系先公 世系被淘汰省略了。”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司马迁依据《商颂》 对商族起源的描述以及对商先公世系的序列 是可信的,因之成为人们心目中笃信不疑的 历史。而《玄鸟》《长发》等篇的史诗性质, 亦有同时期的文献记载为之佐证。比如,《玄 鸟》篇云“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 子”“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等等,赞颂 商代先王皆能奉行天帝旨意,而武丁尤能敬 行天命,克尽其职。这些记载也得到了《尚 书》的印证。《尚书·周书·多方》载:“乃 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 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 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孔安国《传》:“言 自汤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长慎辅相, 无不明有德,慎去刑罚,亦能用劝善。”孔 颖达《疏》:“汤既为民主,慎其所施政教 于民,民乃劝勉为善。其民虽被刑杀,亦用 劝勉为善。非徒汤圣,后世亦贤。自汤至于 帝乙,皆能成其王道,无不显用有德,慎去 刑罚,亦能用劝勉为善。”明初学者蒋悌生 《五经蠡测·毛诗·商颂》云:“夫商有天 下六百余年,至武丁孙子犹能若此,则五百 年间,商之威令可谓盛矣,不若东周以后衰 微,王令不行也。《书》云:‘自成汤至于 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罔不明德慎罚。’验 之《诗》而益信。”又如《长发》篇云:“玄 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 越,遂视既发。”歌颂商契布教施政使商族 发展兴盛,他循礼守法、敬业爱民,故深受 商民敬重。《国语·郑语》载史伯曰:“商 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思是 说商契把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 这一记载可与《长发》相互印证。
二、《商颂》蕴含着先进的史学思想和 治国理念
《商颂》一些篇章饱含对时代英雄的赞 美以及对国家统一强盛的讴歌,具有增强民 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史学功能。时代 呼唤英雄,时代造就英雄,国家的统一乃时 代的要求。《商颂》中有很多诗句反映了这 一思想,比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 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玄 鸟》),“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九有有截,韦 顾既伐,昆吾夏桀”(《长发》)等等。殷 契禀受天命降生人间,意味着他天生具备良 操美德,属于不世之材,所以能够统领商民 使商民族变得强大。商汤承继契之遗德余烈 并发扬光大,积极进取,扩大疆域,最终灭 亡夏朝建立商国。“武王载旆,有虔秉钺, 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 达”(《长发》)等诗句,是歌颂成汤乘坐 兵车,冲锋陷阵平定天下的勇武和智谋。“昔 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 王,曰商是常”(《殷武》)则渲染了当年 成汤深受天下拥戴的情景。类似的诗句还有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 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殷武》)等。 这些赞美英雄祖先以武力征服、统治天下的 颂词,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它所 体现出来的尚勇、敬祖、尊贤的精神特质, 也使中国古代帝王美德得以传承发扬,对后 世统治者治国安邦起到了积极的警示作用。 君主治国安邦,须有贤臣良相辅佐。《商 颂》个别篇章也隐含着这一施政理念。如《长 发》云:“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 实左右商王。”这里是赞颂商汤圣明诚敬, 把治国重任交给其卿士阿衡,而阿衡也确实 起了辅佐商汤的作用。这个阿衡(商代师保 之官)是谁呢?他就是汤的佐命之臣伊尹。 伊尹,姒姓,伊氏,名挚。商朝建立后,商 汤封伊挚为尹,故称伊尹。《史记·殷本纪》 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曰:“尹,正也, 谓汤使之正天下。”“正天下”就是以身作 则,作天下楷模,师范天下。孟子曾说:“汤 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 商汤先向伊尹学习,然后才让他辅政,于是 不费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可见,伊尹是中 国第一个帝王之师。《孟子·万章》篇又说 伊尹“以尧舜之道要汤”“而说之以伐夏救 民”。伊尹教汤效法尧舜以德治天下,并用 讨伐夏桀、拯救百姓的道理来说服汤,商汤 因之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商汤死后,伊尹历 经外丙、仲壬,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 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政修 德”,继承成汤之政,果然有了良好的表现。 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史记》 称“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可见,商汤虽以“武功”立国,但同时 亦注重以“文治”安国。《长发》所载伊尹 “左右商王”治国,虽然道出了这一施政理 念,但因为《颂》体诗本身的局限而未能言 其详。而关于这一点,除了上述《史记》《孟 子》所载,还有其他文献记载可为佐证。比 如,《吕氏春秋·简选》载曰:“殷汤良车 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 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桀既奔走,于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 之事,遂其贤良,顺民所喜;远近归之,故 王天下。”又《淮南子·修务训》云:“汤 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 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孀。 百姓亲附,政令流行……”商汤选贤任能, 布德施惠,善待百姓,因之而王天下,远近归附。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后世“文治”“仁 政”的肇兴。
三、《商颂》体现了商周文化融合的历 史趋向
历史具有连续性、继承性、断裂性和创 新性等特性。历史发展的这些特性是辩证统 一的,它们贯穿于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 之中,包括改朝换代的革命创制。孔子云: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 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 可知也。”这里说的就是历史的连续性、继 承性。 就商周二代文化而言,周代在神权崇拜、 礼乐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承袭了商朝。殷商末 年,纣王无道,失去民心,纣的乐官便带着 乐器投奔周朝。《史记·周本纪》云:“太 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又《史记·周 本纪》载:“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 奔周。”既然乐官抱走的乐器是“祭乐器”, 假定作为殷商祭歌的《商颂》是商人所作, 那么它自然也会被带到周人那里。殷商的祭 祀乐舞流入周人之手并为周人所用,也还有 文献记载为证。《逸周书·世俘》云:“(武) 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万 舞”是殷商著名乐舞之一。这一记载证明殷 商《万》乐曾演奏于武王克商后的礼典中, 亦可证明殷商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渊 源。 对《商颂》研究颇有建树的姚小鸥认为: “《商颂》流传过程所表现出的殷周文化融 合的纵向与横向作用,在华夏民族文化的形 成历史上颇为典型,是一极具理论意义的文 化个案。”关于《商颂》创作年代的争论, 之所以存在“商诗说”和周代“宋诗说”, 就是因为《商颂》文本中杂糅了商周二代文 字的特点以及礼乐文化的共性等。这也正说 明了《商颂》体现了商周文化融合的历史趋 向。《商颂》是商诗还是周诗,迄无定论。《商 颂》即便是为商人所作,但至孔子编《诗》 时已历经数百年,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受到后世周文化的熏染,因此在《商颂》中 周文化的痕迹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关于礼 制思想,商人奉行的是“先鬼后礼”的神权 政治,商代礼制主要体现在祭祀的仪式相当 频繁、隆重等方面,与周礼“亲亲、尊尊、 长长”的核心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而《殷 武》篇有云:“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 不滥,不敢怠遑。”就是说商王行事是受上 天监督的,赏不越级,罚不滥施,下民也不 能懈怠懒惰。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本分守 礼、奉行礼制,从侧面体现了周王朝的礼制 思想。再如前文提到的以德治国的“仁政” 思想,这是周王朝吸取殷商因暴政而亡的经 验教训而总结出来的基本治国理念,而《商 颂》因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周文化的熏陶浸染, 也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倾向。比如,《长发》 中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 百禄是遒。”殷人向来以尚武尚勇为荣,这 里赞美汤王施政刚柔并济,温和宽仁,明显 是周王朝的施政理念。换一句话说,就是体 现了周王朝的德政思想。 商周文化是相因相袭的,有同也有异。 两种文化在相互碰撞中互补、融合,并最终 形成一些华夏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中华 文明的主脉,诸如天人合一、敬天恤民、重 德行善等。
(本文作者系商丘师院人文学院副院 长、商丘殷商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