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字探讨（一）

赵 君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传说中，中国远古祖先的生活， 应该从记载的三皇五帝传说中，有旧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分，古

人使用最简单的打磨工具，进行狩猎、种植等原始农牧生活。古人为了交流和记事，进行了最原始的文字符号创作，借以记载所做的事情或祭天祭祖等活动。作为一种备注和查阅，这样就出现了简单的结绳、刻符等原始文字符号，河图出现后，又有了伏羲氏作八卦、结绳为网罟。

神农氏造米耜，殖谷，发明医药，做陶器，于是就有了陶器上最原始的刻、画符号。同时，产生了在绳子上进行结扣，作为一种记事的方法。这两种最原始的刻符、记事形式，可以说是原始文字的开端。

最原始的记事方法是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这是为了帮助人们记忆、交流思想、传递信息采用的既简单又实用的记事方法，这为文字的产生起到了关键的引导作用。

结绳成为一种最原始的记事方法。《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郑玄《周易》注：“事大，结大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意思是指：今天干什么事，大事结大结，小事打小结，事情办完了再把扣解开。

《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其为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以上说明，先人们所使用的记事方法之一， 结绳记事是远古人们创造的以结绳形式反映当时社会活动或某些事情，以及某些数量关系记事的一种记录方式。

虽然目前还未发现远古先民遗留下的结绳实物，但远古社会遗存的网纹图、陶器上的绳纹和陶制网坠等实物都显示出远古先民结绳、结网就是他们记事的主要方式。因此， 结绳记事（计数或记录事件）作为当时社会的记录方式虽有存在的客观基础，但毕竟它不能全面地记载各种复杂的事物，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需要，随着文明的发展，被图画和文字所取代是必然趋势。

为了解开扣子还发明了一个工具“觹”。

《诗·芄兰》：“童子佩觹。”《传》：觹，

“所以解结，成人之佩也。”《注》：“小觹，解小结也。觹，貌如锥，以象古为之。”

《说文》：“觹，佩角，锐端可以解结。” 契刻记事，汉代刘熙在《释名·释书契》

曰：“契，刻也，刻识其数也。”在远古人们发明了使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采用一定的线条作为符号，刻在木片上、竹片或者石壁上作为双方的“契约”。这应该是作为债务的凭证。

传说，黄帝造舟、车、兵器，嫘祖开始养蚕，昆吾氏担任制陶的专职“陶正”，由于劳动的需要，人们在语言上交流越来越频繁，为了交流方便和对所做事情的记载，迫切需要有文字相辅助，于是有了仓颉造字之说。总体来说，文字是生活的需要，文字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促使原始符号和原始文字的产生。

尧舜时代，祭祀用的玉文化，表示等级身份的玉器系统制度，原始符号和原始图腾相继出现在玉器上，并有了五彩的章服，以及禹铸九鼎，雕饰神鬼百物之形为图形或符号，这一系列古文化的发展，为古文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1962 年，在河南舞阳发现的贾湖遗址

中，考古出土了至少 17 个刻符，这些刻符是文字，或者说只是无意义的刻符。世人纷说，难以定夺。对于贾湖刻符，多名学者不肯罢体。经过诸多学者多方比对研究，竟发现部分刻符载体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极其相似，有惊人的共同之处。同时，与现代汉字书写特点基本一致，也是刻在龟甲上，如同汉字书写的方式，为先横后竖，先上后下，同时，又与汉字的形状与结构基本一致。所以说，贾湖考古发现的原始符号就是原始文字，经研究测定，距今大约 8000 余年，早于殷墟出土

的甲骨文 4000 多年。

旧石器时代的古人，已经开始使用绘画来记录或者帮助记忆表达某些事物和事件。在蒙古、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发现了很多岩画，都非常形象、具体地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经考证在岩石上的图像，有马、牛、羊、大象、鱼、日、月、山川等等

图形，这是发现最初人们采用的象形字。 贾湖考古刻符的发现，证实了中国文字

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原始文字符号、原始文字、古文字、今文字四个发展阶段。同时，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化一脉相承，没有割裂。

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文字，这些刻符中蕴含着契刻者的某种意图，记录了一件特定的事情，排除西方所谓莫名其妙的鬼画符之说，十分肯定地说，具有中华文化最原始文字的性质。

特别是安徽双墩遗址出土了 630 个刻

符，距今 7000 多年，更证明了早期安徽双墩古人的生活形态中，已经具备了创造原始文字的性质，是中华文化汉文字的源头之一。

许慎《说文解字》云：“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 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孶乳而寖多也。”文字是依事物的类型以物取象而制作的。以象形字来说，取象于自然界的， 应物象形，如日、月、山、水之类；取象于器物的，如舟、车、弓、矢之类；取象于动物的，如牛、马、羊、鱼、鹿等等，这些以物象形之字的产生，使人一看便知取之何物， 表示何种意义，一目了然，可见远古人的聪明智慧。

中华大地还有许多来佐证汉字源头的产生地，比如，西安半坡遗址、南通青墩遗址， 可以自豪地说，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古人们， 创造了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9 月视察调研河南时曾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

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了商朝，建都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根植在商族的发祥地—商地，商族因商地而得名。

“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亳，是成汤始居之亳，即其先祖帝喾成为天下共主后定居的亳。亳是商朝的第一个都城，也是帝喾的都城，自然也就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就成为殷商文化的源头和发源地。

“商”根植于商丘，商丘乃殷商文化的根植所在。可以肯定地说，商丘是殷商文化之源，还是诸子百家的儒、道、墨三大学派的产生地或者是主要传播区。这样说，殷商文化应该是商丘历史文化的代表性符号，这个历史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就要和早期的象形字以及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历史性地联结在一个整体上。文字的发展既有阶段性，也有连续性，当一定的社会时期向前发展，当时的文字不能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时，就会推进所有阻碍社会发展的一切事物， 也包括推进文字和文化的改革和发展，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我们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考察发现，殷商后期的甲骨文不可能脱离商丘早期先祖帝喾的文化之根源。没有根的文化就会成为无根之木，也不会成长、壮大，延续下去。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寻找新的文字发展证据，早日发掘出新的殷商早期文字证据，从而进行论证，让殷商文化早日在商丘大放异彩。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商丘殷商文化研究会顾问。）